永远激励我们的西迁精神

－－外国语学院研究生采访西迁教师

2014年年底，我们有幸作为外国语学院研究生代表同院长杨瑞英、学生工作专职委员张长安、辅导员马薇三位老师一同看望并采访了六位外国语学院的西迁老教师。在与他们谈话的过程中，一幅幅鲜活生动的历史画面铺展在眼前，我们就好似踏入了一个历史珍馆，雀跃不已却又心生敬畏之情。

西迁精神

有这样一群人，从条件优越的东南而来，怀抱着“向科学进军，建设大西北”的宏图大志，用青春和汗水浇铸了一所大学；有这样一群人，虽早已退下三尺讲台，他们留在这片土地上的故事却为交大人所津津乐道；有这样一群人，你可能不知晓他们的名字，却一定了解他们自强不息、艰苦创业的精神，那便是激励了无数交大人的西迁精神。1956年的外国语学院还只是俄文教研室。当时的西安和上海相比，各方面硬件条件都很差。吴国荣老师当时随校西迁，他说道，那时候绝大部分的外语类教师都是教俄文的。1961年我们国家和苏联的关系发生转变，62年开始部分俄语教师转向了英语教学；73年随大形势变化，俄语教研室逐渐分出了英语、法语、德语、日语等语种。

教学实录

周淼冬老师毕业于大连中国人民解放军俄语专科学院，当时同吴国荣老师一起分配至西安交大工作，他回忆自己转语种时说到，由于当时中文教材稀缺，自己还是通过苏联的俄文教材来自学英语的。徐婉珠老师同其丈夫周淼冬一起随校西迁来到西安。她回忆转语种时说到，因为我们都喜欢外语，又有外语学习的底子，所以转起来还不算困难。徐老师十分自豪地表示，自己在教学上一直很受同学们的喜欢。当时有很多不是我们班的学生过来旁听我的课，有时连教室的角角落落都挤得满满的。徐老师在80年和81年连续两年被学生会评为最受学生欢迎的老师，当时学生会赠送的纪念品笔记本徐老师还保存至今。锁铮老师和顾骏声老师是一对夫妻，56年一同分配至西安交大工作。锁铮老师向我们回忆当时的上课细节，那个时候根本没有条件可言，我们上课还要背个录音机给学生们练听力；而且基本都是100人左右的大课，每节课都要用嗓子喊。锁老师打趣道，所以你们看我的嗓子现在都不好。说起起当时的学生，顾骏声老师带着感叹，当时的学生们都很想学习，很喜欢学习。当时刚刚恢复（上学）时，有些学生耽误了学业，来到学校后便使劲学，熬夜学习熬得眼睛都红了；我时常让他们休息，他们却还是要学习，因为他们知道自己落后太多便十分努力迎头赶上。徐婉珠老师也有同样的感叹，尤其是第一批的学生，他们的外语底子很差，但是学习异常刻苦；在徐老师的印象里，学生们经常熬夜学习。两位老师都表示，当时的学生勤奋刻苦，有一种发自内在的学习动力，从不抱怨课业作业。

经验荟萃

吴国荣老师十分强调听说能力的重要性，他说道其实当时转语种的老师外语听说能力并不好，讲课基本上都是教授语法知识，所以其实当时培养出来的学生听说能力也不好。吴老师认为，外语学习，尤其是大学的外语学习，一定要以听说为先，多读多练，“老师如果要给学生一碗水，自己得要有一桶水，甚至一条河”。顾骏声老师回忆自己的教学，她评价自己是投入式教学，“我很喜欢教学，喜欢备课，别人备1个小时，我会备2个小时、3个小时。我就只想着怎么用更好的方法更好地上课，学生们也很受感染。”顾老师介绍到，自己不仅仅是教授知识，还比较注重多给学生说的机会，而且自己还会给学生安排答疑时间。徐婉珠老师总结自己的教学经验----因材施教，她认为不是教的知识点越多越好越高深越好，而是要先了解学生的水平，从而调整教学内容、进度以适合他们的学习程度。另外，课堂上多和学生互动交流，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和积极性。除了教学，周淼冬老师提供了自己学习外语的经验。他表示自己年轻时很羡慕那些会几门外语的人，因此自己也想多懂几门外语。他买了很多自学的书，但后来发现，要精通一门语言都是很难的。所以他说道，做学问不能好高骛远，真正的一门外语并不容易掌握，要大量阅读并重视点滴的积累，“当时我们一般都把重要的典型句都记录在卡片上，我们家里还保存着好几个柜子的卡片。”

吴国荣老师在送我们出门时，还感叹到“молодежь, молодежь, так хорошо ”（青春，青春，如此美好）。87岁高龄的余学良老师尽管双目失明已经超过十年，但每天听音乐已经是他生活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The Power of Love”（爱的力量）是他经常听的歌曲之一。老教授们也曾意气风发，也曾挥斥方遒，我们依稀能看到老师们神情里的怀念。这些西安交大的奠基人虽已淡出公众视野，但他们留下的西迁精神却成为西安交大之魂，影响着一批又一批的交大学子。

作者：张小娟、杨泽云、张舒婷